追寻故乡的风烟

　　古老的东渎淮河，从桐柏山源头到三江营入江水道，全长1000余公里，分为上中下游三段。我的故乡正阳关，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她的中游南岸。
　　关于她的故事和传说，有史书载的、有民间传的、还有杜撰的，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起。故乡的风烟，经时光老人蒙上一层神秘和浪漫的色彩，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让我几回回梦里寻它。
　　王继林先生曾评价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本《寿州志》，为现存最早的一本寿县地方志，以其权威型、可读性为广大使用者征引不衰。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一段：“东正阳镇，州南六十里，古名羊市，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东接淮颍，西通关陕。商贩辐辏，利有鱼盐，淮南第一镇也。今设有收钞关。”这虽不足百言的一段话，却陈述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首先，当时她的名称是“东正阳镇”，而未称“正阳关”，此时距明成化元年或八年已过多年；其次，她的方位在寿县南六十里，准确地说应是西南；第三，她的古名是“羊市”，而没说是“颍尾”或“颍口”；第四，东汉末年“汉昭烈筑城屯兵于此”，却因语焉不详，细节众说纷纭，但却昭示出：这里早就是兵家必争的非凡之地；第五，她有着“东接淮颍，西通关陕”优越的地理位置，“商贩辐辏，利有鱼盐，淮南第一镇也”，当时已十分繁荣；第六，“今设有收钞关”，这关乎“东　　正阳镇”兴盛的历史原因及“正阳关”的来源，明代钞关虽兴废频繁，但说明此时钞关还在。
　　多年来，这段话就如几幅固定不变的图画，在我的脑海中任风雨飘摇很难改变。然而，离开故乡的这些年，细端详这图画，却如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淮滨古羊石
　　关于她的起源，从古至今的传说均称：四面环水、怪石嶙峋、水草丰美，是先人牧羊的好地方，有“羊石”之称。后来，牧羊场又变成了交易羊的市场。因此，又有了“羊市”之称。古老的传说似乎不无道理。
　　“先秦时期，整个淮河流域低洼潮湿，水泽纵横。河流与沮洳薮泽相连，往往浩瀚汪洋，漫漶无际。”“至于淮南地区，更是水乡泽国。”“河间平原草莽丛生，低山台地茂林遍布；水泽之中鱼跃鳖浮，林莽地带鸟翔兽集。”“‘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可以概括三代时期淮河流域的一般情形。”［1］远古人类的活动受到自然条件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制，他们一般多选择傍湖临河的台形高地、山岭向阳坡或平缓的丘陵地带居住。既便于渔猎和农耕，又能有效地防止洪水的侵袭，还交通方便，以适应人类生产、生活和相互交往的需要。［2］
　　正阳关文史方家戴戒华先生在《正阳关的来历．羊石的缘由》一文中依《寿县概况》也称：“南北朝时，镇中心的三元街附近乱石磊磊，杂草丛生，是个牧羊场，因名‘羊石’。”［3］“群众说，当时正阳的地理环境如一座孤岛，环城皆为淮水（今正阳农场所有场地，当时皆水，与淮、沛融为一体，即俗称‘南湖’）。所谓‘舟船四达’‘处于洪涛’，就是对正阳位置的真实写照。”［4］
　　《魏书》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而与“羊市”有着紧密联系的“阳石”、“羊石”，最早就见于《魏书．卷七任城王列传》。南梁萧宝夤和陈伯之叛降北魏后，意图报仇雪恨。梁天监二年，后魏以降将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屯阳石。接着，宋《资治通鉴》也有多处记载。而之后的《读史方舆纪要》则更集中地记载了这段历史：“阳石城，在县东南，亦曰羊石。梁天监二年，后魏以降将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屯阳石。四年，杨公则出洛口，别将姜庆真与魏战于羊石，不利，公则退保马头。五年，庐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城，进克霍丘。胡氏曰：阳石城在庐江西北，霍丘东南，洛口见怀远县。”［5］ 霍丘、洛口、马头与阳石皆在淮河沿线。
　　沈世新先生曾撰文回忆，正阳关三元口转角处，矗立着一座石座镶有砖雕的高大牌坊（“文革”期间被拆除），古色古香，牌坊上方门楣东西两面，各刻有“三元街”和“古羊石”三个遒劲有力的楷书。靠南立着一块石碑，上刻“古羊石”来历等文字。通常情况下，碑刻比史载更具体、可信。因为撰写碑文和书丹之人，必是通晓当地历史文化的贤达、饱学之士。此碑刻不仅与上述史书记载吻合，而且与古今传说高度契合，成为迄今关于故乡名称最早、最权威的记载。千百年来，“古羊石”一直是故乡人心目中唯一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名字。时至今日，石羊雕塑仍作为正阳关的地标建筑，正基于此。
　　东西两正阳
　　既称“东正阳镇”，就一定有与之相对应的“西正阳镇”。通常情况下，一定是先有“正阳”，而后才有“东、西正阳”之分。作为地名，史上何时始见“正阳”？
　　《资治通鉴》载：“朱全忠取荆、襄二镇后，拓地千里，欲乘胜击淮南。天佑二年（905）十月，大军逾淮进抵光州（今河南潢川），遇大雨，人马疲乏，士卒多逃亡。光州刺史柴再用严设守备，据城不降。全忠又进围寿州（今安徽寿县），守城淮南将士坚壁清野，全忠竟无林木可为栅，乃退屯正阳。渡淮北返，至大梁。”［6］这是“正阳”作为地名最早见诸史册。朱全忠沿淮河顺流而至的“正阳”，一定在淮河南岸，不然，如何济淮而北，至大梁？
　　50年后，“正阳”则在南唐后周寿州之战中频繁出现。《资治通鉴》载：周显德二年（955），后周伐唐。李谷等为浮梁，自正阳济淮，败唐兵于寿州城下。三年正月，周世宗亲征淮南，命李重进率兵先赶往正阳。南唐刘彦贞从盛唐（六安）领兵救援，在据寿州二百里的来远镇，又派战舰数百艘赶赴正阳，造成攻击浮桥的态势。李谷虑正阳浮梁为彦贞所断，乃焚其刍粮，退保正阳，彦贞闻之喜，引兵轻进，直抵正阳，周将李重进渡淮，逆战于正阳东，大破之，既而周主至正阳，进次寿州城下。［7］
　　按照传统的地名命名原则，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因为我们的国土处在北半球，山南水北是向阳面，反之则为阴面。［8］据此“正阳”应在淮河北岸。北宋大丰颍州有正阳镇，寿州有夏塘和隐贤镇，却没见有“正阳镇”。［9］令人费解的是这里出现的“正阳”，似乎在淮河两岸。刘彦贞与李谷、李重进、周世宗是从不同的方向赶赴“正阳”。刘彦贞从盛唐（六安）沿淠河赶赴“正阳”，一定是在淮河南岸。而李谷、李重进、周世宗则是沿颍水而来济淮，一定是在淮河北岸的“正阳”（颍口）直接渡淮，绝不会逆淮而上，（在阳石的地方）二次渡淮，进围寿州。　　　　　　　　　
　　很明显，当时“正阳”在淮河两岸。那就只有这种可能，唐末和五代时的“正阳”，泛指淠、淮、颍三水汇流处的淮河两岸，还没有“东、西正阳”之分。是什么时候才有了“东、西正阳”之分？应该晚于宋，至少在《资治通鉴》编撰出版之后。后有《元史．董文炳传》载：“至元九年，董文炳筑两城于正阳，以扼宋兵。十年，宋将来争，霖雨淮涨，舟师薄城，文炳病剧，子士选击却之，即此。后人讹为刘关筑之。”［10］据此，是否可以认为此时始分“东、西正阳”。
　　熟悉正阳关地形的便知，淮河在接纳了淠水之后，在两河汇流的作用下，由东西流向90度转弯，呈南北流向经正阳关。淮河两岸也只有在这段（今正阳关正西），才有东西之分。明清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正阳镇在州西六十里。淮水流出颍、寿之间，夹淮有东、西正阳镇，东正阳属寿州故安丰县界，西正阳属颍州颍上县界。”［11］嘉庆《大清一统志》也载：“正阳镇巡司，在寿州西六十里，一名曰东正阳，与颍上西正阳夹淮相对。明设巡司，本朝因之。凤阳府通判亦驻此．．．．．．东正阳商贾所聚，西正阳土著所居。又有钞关，每岁委官收船料，以给凤阳高墙之费，钞关今革。”［12］
　　宋代，作为纯军事意义上的镇已不复存在，作为商品交易意义上的市集镇，便开始崭露头角。自宋代始，凡人口不能成县，而有大量商品交易的税收之地，则称为镇，故而有市镇之说，这点一直延续到明清和现在（到了民国初年，镇和乡才捆绑了在一起，这即是“乡镇”一词的由来）。以上过程与时间与之基本相符。
　　“自古以来，政区划界就有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两种原则。山川形便就是按照自然地理形势划界，这会方便地方的行政治理．．．．．．”［13］东、西正阳因隔河渡水，历史上长期分属于不同的地方管辖，只在宋末元初短暂的43年时间同属寿州。试想，在古代无论如何变化，隔河渡水，又没有桥，“东、西正阳”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就如浦口和南京，芜湖和裕溪口，“西正阳”怎么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到数里之外隔河渡水的“东正阳”。反之，则一样。
　　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西正阳所在的汝颍地区就是素称发达的中原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颍河是一条通航历史悠久的天然航道，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开鸿沟，引黄河水经开封、沈丘、沙颍河入淮河，成为黄河沟通淮河的主要干线。直到明清时期沙颍河仍是沟通豫、皖两省的交通主干线。曾为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4］而淮河洪河口以上，尤其是息县以上的淮河河道与以下的河道俨然不同，水行于或远或近之两岗间，与其谓之河床不如说是河滩，淮滨以下才有像样的主河道，舟船通航也是在此以下，以上只能通木筏。历史上从北方或中原而来之兵皆从颍水而来，直接从颍口渡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东正阳”就是“阳石、羊石、羊市”、今天寿县的正阳关；“西正阳”就是“颍尾”、“颍口”、今天颍上县的“八里垛”、“沫河口”。
“颍尾”典出：《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昭公?传十二年）～793～“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晋?杜预注：“颍水之尾在下蔡”。［15］《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颍尾，即颍口。在今安徽颍上县东南颍河入淮之口，即古西正阳镇。《左传》：昭公十二年 (前530)，“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即此。中华经典藏书陈磊译注《资治通鉴．淝水之战》122页，注释：颍口：今安徽颍上东南的西正阳镇。然常见有的引用或注释“颍口”，将其当作“东正阳镇”、今“正阳关”。“东、西正阳”虽一字之差，不可混为一谈,尤其在今天看来两地绝不是一个地方。西正阳是著名的古镇（明代毁于水灾），长时间繁盛优于“东正阳”，直到明清“东正阳”崛起之前。因而有“金垛子，银正阳”以及“金垛子，银正阳，不如沫口子一晚上”之说。
　　潮起又潮落
　　小时候生活在正阳关，环视方圆百里的乡镇难望其项背，不可同日而语，就有种骄傲和自豪感。也常听老人们谈起正阳关以前如何如何，我们所见已是她落日黄花的淡淡余香而已，不免又有些诧异和沮丧。
　　一个城市的兴衰与起落的潮汐有相似之处。其地位、影响力与辐射力，往往随着国家行政区划的调整、经济水平以及交通条件的变化而变迁。崛起于明清之际的正阳关，除了有着“七十二水通正阳”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之外，还有人为的政治因素和突变的自然因素。而后者还起着主要的作用。　
　　明初，凤阳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为了振兴淮河流域这块龙兴之地，朝廷除了实行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开展屯田、以免租税等政策，还实行移民垦荒及营建凤阳中都城（“供给高墙”即指此）的特殊政策，促进了流域经济的恢复发展。［16］
　　另方面，明初定鼎南京，粮食物资多取自附近地区，形成以南京为中心的国家漕运体系，如《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17］但在明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开封和北京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仍需要大量的漕粮供应，故明初通往北京的漕粮运输路线仍依袭元朝京杭大运河。
　　但明初会通河一段的不畅通和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黄河决口导致会通河完全淤塞，使得漕粮北运开始考虑由江淮绕道河南利用黄河、卫河运达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使得国家的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巨变，中原运道（以往很少提及）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凸显。
　　这条重要的中原运道主要通过“淮河—沙颍河—大黄河—卫河”。如隆庆年间的《天下水陆路程》记有“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这条水道由淮安经洪泽湖入淮河，经凤阳府、寿州至正阳关纳税后入颍河，溯颍河西北行，经颍上、阜阳、太和等县入河南，再行一百三十里至周家店（即周口），从周家店转贾鲁河北上二百余里至朱仙镇，最后在朱仙镇起车，陆路四十里至开封。该水道在当时长江以北的水路中地位仅次于“北京由漕河至南京”“南京由漕河至北京”，位居全国第三，足见其在当时水运交通地位的重要。在京杭运河淤塞不通的情况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时间不长，历史意义却不容小觑。中原运道在完成承担国家使命的同时，明中后期又以贾鲁河、卫河新的河道形式继续发挥运输功能，客观上促进了正阳镇、周家口、朱仙镇、开封、新乡、道口镇等城镇的兴起与繁荣。［18］因此，正阳关就不仅仅是“东接淮颍，西通关陕”，而且还起着沟通南北漕运的重要作用。
　　明中期以后，沿运、沿淮及其他交通便利的城市商业繁荣，州县以下还出现了许多商业繁华的集镇，“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正阳关位于淮河、颍河、淠河交汇处，为淮河中游之关锁、淮河水运之枢纽。尤其是明成化年间税关的设立，正阳关迅速成为皖北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其在交通与商业上的地位超过当时的凤阳城。据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程宇春的《士商类要》记载，通过凤阳府的水陆路有9条，而同一时期的正阳关，则有13条。在正阳关的水陆路中，有7条是以其为起点或终点的，而凤阳府的交通路线则全是经由此地。这表明从明中后期起，正阳关已是沟通南北、联络东西的水陆交通中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正阳关在明代皖北交通体系中的地位超过凤阳府城。［19］
　　关于正阳钞关始于明成化元年还是明成化八年，各书记载不同。科学院副研究员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关的设置》所列：宣德四年（1429）设立七处，都在以北运河沿线水路要冲为主，正统年间设立五处，景泰、成化年间，又在长江、淮水和江南运河沿线设关，直至明成化七年均未见有正阳关。
　　明代巡抚直隶监察御史张惟恕称：寿州正阳钞关，始于成化八年，以赈济饥民，而劝收船米。至正德元年，以供给高墙，而改纳船料。至嘉靖八年，又以委官人等，多方为害，通行停革。后又请照旧开设。于是户部委托巡抚凤阳都御史马卿，会同巡抚直隶监察御史共同勘察，提出了照旧开设的理由。户部议复称：正阳钞关，设置成化年间，其来已久。实于临清等关相同。若使正阳可革，则他处可得而尽革耶。且天下商贩往来南北者，皆经临清等处征税。何独循淮而西之商，经正阳者，乃得不税，亦为不均。请复设正阳关，得旨允行。［20］张惟恕详尽记述了，始于明成化八年的寿州正阳钞关，起初“劝收船米”，正德元年“改纳船料”，至嘉靖八年（1530）“通行停革”，后又“复设正阳关”，得旨允行 ，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是令人确信的珍贵史料。关传友《清至民国前期正阳关镇的社会秩序》——以碑刻为例,也持这种观点。［21］
　　即便按成化年间设关，明嘉靖《寿州志》仍称“东正阳镇”（此时已是几十年以后），可见并不如人们所说，一设关就称正阳关。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正阳关是机构职能名称，而不是行政级别名称，即设在“东正阳镇”的税关；而作为地名则是“东正阳镇”或后来的“正阳镇”。因钞关或税关对“东正阳镇”举足轻重，影响深远而广泛，因而在四海流传开来。
　　“清代前期的大部分税关继承了明代的设置，在进行归并、整合、新设之后，与明代相比，总量上并没有太多的增加，其不同之处，在于设置趋于稳定，逐渐形成制度。”顺治朝38处税关，正阳关、临淮关名列其中。清顺治八年（1651）两关归并凤阳仓差，合称凤阳仓关。康熙二十一年，凤阳仓关改称凤阳关。此后便不再使用“正阳关”的名字（民间仍袭用）。 “凤阳关：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年停征。”［22］
　　“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长途贩运兴起，商品流通量增加，正阳关交通中心的地位更为凸显，而凤阳关署设在府城，不利于对税务事务的管理。因此，康熙三十三年（1695），凤阳钞关官署移驻正阳镇。同年，凤阳关由清政府从中央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凤阳关署迁至正阳关后，凤阳府城的税口也停止征税，其经济功能日渐弱化。凤阳关逐渐成为清代税关的一个代名词，其税收业务主要有正阳关来完成。”［23］　　　
　　而“在经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阶段以后，自康熙至嘉庆年间，．．．．．．运河沿岸及淮河南北的商业城市再度崛起，农村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正阳镇“舟车错迕，并灶连络，户且盈万，既富且庶。”［24］明末清初有学者估计，清代淮河水系每年运粮1100万石左右，其中经过正阳关的粮食就占一半以上，足见其在淮河流域商品转运中的重要地位。［25］
　　清代正阳关水路西通三河尖、信阳州，北连朱仙镇、周家口，南接霍山、六安州，下达临淮关、淮安府，舟楫如梭，商贾云集，为沿淮中游水路交通的总枢纽。相比之下，清代沿淮流域传统的府州县城，若非水陆通衢之地，其商业水平也如小集市。寿州城的商业直到清中后期仍不甚发达，“城内空巷处多凿井灌畦，以种菜蔬，桔槔之声接于耳”，“商贾以盐当为大，米麦、豆谷贸迁者，皆集于正阳、瓦埠诸镇。城内负贩所鬻，不过布粟鸡豚及竹木器用而已。”［26］
　　近代已降，中国历经千年未有之变局，首当其冲的便是东南沿海地区，再到内陆沿江沿河地区。正阳关本为沿淮繁荣镇市，此时更受安徽省府的重视，（1907）皖北总商会继而设于此。以期加强皖北各县经贸联系，随之带来的是古镇近代金融组织的萌芽、发展，新式企业的开办。此外，正阳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从传统教育开始向近代转型，在北洋政府时期更是出现了商业学校与女子学校。
　　常言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清末民初，新式交通兴起，津浦铁路通车。蚌埠因铁路通行，加上淮河水运，成为“津浦铁路南段重心，东南交通之枢纽”。成为了皖北小麦、杂粮的集散中心。1914年，倪嗣冲在蚌埠设立皖北盐务局和阜安盐栈，蚌埠有私盐集散地成为官盐集散地。随着盐粮贸易的发展，百货、棉布、杂货、油茶、土产、干鲜等交易也日渐兴盛起来。津浦铁路通车后，皖北地区大宗货物的往来交易皆以蚌埠为转运点。到二十世纪20年代初，昔日仅有一二千人的渡口小集——蚌埠，已成为千里长淮第一大港。蚌埠拥有装卸码头、铁路专线、客货轮船运输的港口，成为皖北地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贸中心。［27］蚌埠的兴起，取代了昔日正阳关在淮河流域的中心枢纽地位，正阳关和沿淮其他城镇一样，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了。
　　当然，这个过程也是错综复杂的。因正阳关是传统水陆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在规划或筹建皖北地区铁路时，自然会将其作为重要的交通节点。这使其在清末民初铁路规划中地位凸显。据统计，规划或经过正阳关的铁路路线，有大家熟知的安正铁路和淮南铁路，共有9条。这些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要使传统交通中心正阳关等地依然维持其地位，但结果却是无功而返。［28］由此可知，在近代诸多社会因素中，除了政府及相关机构对线路的整体规划外，很多情况下，人的因素以及与人密切相关联的政治、经济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工程技术和自然因素则往往显得不是那么重要。［29］
　　民国五年(1916)5月,“倪嗣冲在接任安徽巡按使职务后,将督军公署和长江巡阅使公署设于蚌埠，大大提高蚌埠的政治地位,并一度在事实上替代了省会安庆。加之凤阳关监督公署等重要机构也从正阳关移至于此，强化了蚌埠的政治功能，促进了蚌埠快速发展。相反正阳关的政治功能逐渐弱化。［30］最后，就连蚌信铁路也因抗战爆发，筑路计划被搁置。正阳关与铁路再次擦肩而过。
　　因传统交通枢纽和商业地位的影响，正阳关成为皖北筹建铁路的重要节点。但是，在京津浦铁路通车后，“淮河沿岸工商均集于蚌埠，该地工商亦难免有江河日下之势了”。民国时期，正阳关一直是寿县管辖的一个镇。解放后，正阳关一度设县级市，旋即撤销。此后始终只是一个城镇。恢复正阳关交通中心无功而返，实际就是正阳关传统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地位被蚌埠取代的过程。成为正阳关衰落的主要原因。［31］
　　至于抗战时期日寇轰炸、拆除城墙，上世纪五十年代两场洪水的灭顶之灾，“文革”十年文物、遗迹遭劫，公路通行、汽车呼啸而过挤兑航班停运，加之上世纪末旧城改造的旋风，将古城仅存的风情骨架吹得无影无踪。若不是这些天灾人祸，正阳关即使失去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的地位，起码还可像其他古镇那样发展旅游产业，惠及古镇百姓。
　　近年来，在故乡人的朋友圈里，每当有人转发一条关于故乡的微信，或发表一篇文章、出版一本书籍，都会引起大家的倍加关注，迅速掀起转发的热浪。尤其是“老汪带你逛古城”的开播，更是拉近了人们与故乡的距离，每每赢得热情关注和踊跃点赞，或许这就叫故乡情结吧？
　　欣闻故乡正在编撰《正阳关镇志》，欢喜之余，也激情焕发，于是写了这篇《追寻故乡的风烟》。谈不上考证历史，更谈不上学术研究，舛误定多，充其量也就是把对故乡历史的一点肤浅认识，与大家分享，更多地则是寄托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初心不泯，衷心希望不远的将来故乡定会以不一样的壮丽画卷，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功成不必在我，期待必定有我。
　　注释：
［1］［2］［9］［24］《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84、59-71、541-543、53页。　　
［3］［4］《千年正阳关》116、178页
［5］［11］《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 南直三 凤阳府963、959页
［6］［7］《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五卷、第二百九十二卷　
［8］［13］《大地有名》326页、256页　　
［10］《元史．董文炳传》。
［12］嘉庆《大清一统志》凤阳府二?关隘。　　
［14］高勇：《颍河航道情况的简述》。　
［15］《水经注》。
［16］王鑫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及其历史启示》。
［17］《明史?食货志》卷七十九《食货志三》1915页。
［18］吴朋飞《明初南北转运中的中原运道》。
［19］［23］［27］李 强：《明清以来凤阳城市地位的变迁》。　
［20］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关的设置》。
［21］“明成化八年（1472）在此设立税关后，正阳关镇成为淮河流域和皖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及商贸重镇。”
［22］邓亦兵：《清代前期税关的设置》、倪玉平：《清代关税的长期表现》
［25］吴海涛 等著：《淮河流域环境变迁史》428页 廖声丰：《清代前期凤阳榷关的征税制度与商品流通》
［26］光绪《寿州志》卷三《舆地志?风俗》
［28］［30］［31］李强 马陵合：《近代皖北交通中心的变迁》
［29］黄华平：《铁路与淮河流域社会变迁》（1897—1937）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