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然回首，寿县商业三千年

  寿县，春秋时为州来国，古称寿春、寿阳、寿州，地处淮河中游南岸。寿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商业发展历史悠久，商业文化源远流长。
  寿县商业的发展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州来是南下长江，北通中原，有关南北交通的重要城邑。其南自淮河，经施、淝(流经寿县)二水和巢湖而达于江上，通向吴越。1957年在寿县城东南近郊出土的《鄂君启金节》、寿县楚幽王墓出土的铜尺以及1979年出土的楚金币和楚铜币，足以表明当时寿县商业的发达，是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的著名商业都会。鄂君启是楚国贵族，《鄂君启金节》规定，楚怀王允许鄂君启拥有车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贸易范围东及江淮，南临彭蠡，西达巴蜀，北抵河洛，凭节免税就舍。这不仅说明战国中期官僚贵族商人，水陆运输物资数量庞大，势力雄厚，也足见以寿县为中心的淮河流域的商业中枢作用，沟通了东西南北四方的货物贸易。战国后期，楚考烈王迁都于寿春，淮河流域成为楚国的政治中心，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再加上该流域所具有的经济过渡带的条件，更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商业发展很快。《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业成为赢利最快的行业，很多人弃本逐末，一度形成商业高潮。寿县、合肥为当时淮河以南的商业重镇，经济号称发达。西汉时期，成书于寿县的《淮南子》中，商业经济思想十分丰富。《淮南子》充分肯定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商业活动使“四方来集，远方皆至” ，从而可以使“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来遂” 。《淮南子》把商业流通活跃，市场繁荣，作为开明盛世的一个标志，指出“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 《淮南子》在商业经济管理上，坚持“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坚持自由放任的管理原则, 为商业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主张轻徭薄赋、合理税负, 为商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淮南子》在经营管理上, 提出了抓大放小,经营专一, 针对市场需求组织商品, 诚信经商等经商之道。《淮南子》在财富的取得、积累与分配中, 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提倡节俭, 反对多欲奢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的大分裂时期，淮河流域恰处于南北政权割据对峙的过渡地带。从总体上说，社会动荡，战争连绵，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商业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缓慢的发展过程。曹魏时期寿春(东晋改名寿阳，今寿县)为扬州治地，是曹魏经营淮南的经济和军事中心。由于寿春周围的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每当战争间歇，地方经济即有所恢复。城内有“市”，有“中都街”，城外有“草市”。粮食贸易是当时商品交换的大宗。寿春是当时政府与民和“市”，与南北政权间“聘访贸易”的重要枢纽。南北朝时的全国商业交通路线共有四条，洛阳到寿春是其中一条。
  淮河流域是隋唐王朝的腹心之地，由于推行了一系列商业驰禁政策和兴商措施，淮河流域凭籍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居于四方之中的地理位置，商业贸易的条件空前优越，特别是大运河的修通，两淮水运系统形成崭新的格局，商业交易四通八达。寿州作为淮上大都，隋文帝建寿州总管府。大业初改为淮南郡，是淮河地区沟通淮颍水道和淝水鸡鸣河水道的重要城邑。唐代，在寿州建置中都督府，境内瓷器、丝绸、茶叶、粮食等产品著名，对外贸易蛮声南北。安史之乱后, 唐政府财政上捉襟见肘, 窘困已极, 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 据《通典》记载,所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 所有财货畜产, 或五分纳一, 谓之‘率贷’, 所收巨万计, 盖权时之宜。其后, 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 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交易之处, 计钱至一千以上, 皆以分数税之。自是, 商旅无利多失业矣”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寿县商业的发展。
  北宋是继唐朝以后淮河流域经济又一个繁荣的时代，经北宋政权的着力经营，江淮已是“天下根本”，是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和财赋供应地。商业的活跃主要表现在：一是商品品种的增多和商品流通地域的扩大；二是商业资本扩大，富商大贾众多且炙手可热；三是市场分工更加细致和商业分工日益完善，不仅有商品交易的分工(有各种“市场”)和商业分工(有各种“行”)，而且有手工业分工和服务业分工；四是商业经营管理较前改善，广告招揽生意较为普遍。当时，作为综合性城市的寿州，地近汴、洛，西连光州、信阳，南控庐、和二州，为南北往来的地区中心。《宋史·地理志》曰：“淮南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善商贾，鄽里饶富，多高赀之家，扬、寿皆为重镇。”足见当时寿县商业的繁荣发达。宋金对峙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流域经济一度衰落。但发达的商品经济土壤依然生长岀早期的边贸特区，公元1151—1159年、1165—1206年、1208—1234年,宋金在寿县城西北八公山下，设立了“榷场”，以通商贸。宋金“榷场”贸易广泛, 交易物品种类繁多。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主要有茶叶、丝织品、布帛、各种果品、生姜、陈皮、乳香、檀香等；金朝向宋朝输出的物品主要有皮革、食盐、珠宝玉器、人参、松子、北绫、北绢、药材等。两国间交易的大宗主要是茶、绢、盐、生姜、陈皮等生活用品。
  金元之际，由于战争和地区经济残破，特别是元末“韩林儿之乱”闹得十室九空，商业萧条。全国统一后，两淮地区商业往来不受任何限制，南北各地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安丰路总管府(治所寿春)，粮食物资贩运和高利贷活跃，每年都为当时的政权提供大量的税收。
  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和南京、北京两大都城商业贸易的发展，淮河流域沿运、沿淮和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及其商业迅猛发展。寿州地处淮河中游南岸，为“淮南一都会，地方千里，有陂泽之饶，……水陆辐辏”，商业经济发达。其境内之正阳镇位于淮河干流主航道南岸，东接淮、颖、西通关、陕，商贩辐辏，利有鱼盐，淮南第一镇也。由于正阳码头来往商船众多，明王朝于成化元年(公元1645年)在此设立了“钞关”，以征收来往商船的商税。位于寿县东南60里的瓦埠镇，“淝水环绕，北流入淮，舟楫商贩，往来不绝，亦州之大镇也。”寿县西南的隐贤镇，扼淠河中游，市肆民居栉比鳞次，宛若县城。河畔连舟接筏，常首尾数里，茶麻丝布贸易兴隆。亦商业大镇。
  明末清初，淮河流域的城市及其商业受到了战乱的严重破坏。但是，随着战乱的平息和发展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城市及其商业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沿运城市再度走向繁荣发展之途，而且沿淮干流及其支流的水陆枢纽城市也随着当地及流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再现辉煌。在淮河干流附近的寿州，康熙以后，随着淮河航运业的兴隆，该州“车马往来，帆樯上下”，来往商船穿梭不绝，“商贾以盐当为大，米麦豆谷贸迁都皆集于正阳、瓦埠镇”。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设淮北督销正阳关盐务总局，从此正阳商业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淮河中游商品集散地，常住居民逾50000户，有商家150多户，停泊商船3000多只，港口年吞吐量达30多万吨。经销“五大洋”的商号达10多家, 其业务范围涉及河南省商城、南武、固始、潢川及本省的阜阳、颍上、凤台、霍邱、六安、霍山等21州县。市面石条古道, 车水马龙；河里船桅如林, 人声鼎沸；饭馆灯红酒绿, 通宵达旦。俗称“小上海”。
  抗日战争时期，县政府暨所属机关移驻保义镇，于是境内的堰口、保义、迎河等较大集镇商业一度兴盛。由于战争环境, 正常社会经济秩序被打乱, 商业畸形发展。在“国统区”与敌占区存有两条商业流通渠道。一条是以复兴贸易公司（老板是正阳关守备司令罗培中）为代表的官方渠道, 专营资敌商品, 直接与日伪洋行贸易。一条是民间渠道, 即大小商贩深入“敌占区”花钱买路, 将商品偷运至正阳关等地销售。由于正阳关地处大别山外围之门户, 水陆运输方便, 吸引了“大后方”—西安等地的大贾 ,1940年下半年，相继开设了盈丰、东方、义成、荣兴、正和、泰兴等20多家京广货栈。迎河集由于地处沛河要冲，又距敌占区较远，成为大别山土特产—茶、麻、竹、木及食盐的集散地。1942年, 迎河集商户由原来的200余户, 猛增至1000多户, 尤以海运通盐行、毓兴盐行、钜兴公杂货行、同合杂货行为最。竹木行业兴盛, 有木行（厂）20余户。
  抗战胜利后，寿县工商业者重操旧业，但资金实力、经营规模远非抗战前可比。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县城举行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县政府积极贯彻工商业政策，消除工商界疑虑，重振经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寿县商业大有发展。1956年，寿县开展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合作化，国营商业、集体商业迅速发展。从此，寿县商业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