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往事：安徽省第三康复医院

  寿县城里东大街有两条头对头的巷子，街南边的叫南过驿巷、街北边的叫北过驿巷。从前，南来北往的官民客商多在这里投宿打尖，所以东大街澡堂子、旅馆、饭店比较多，当然还有剃头铺子、戏园子和照相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家搬到寿县的时候还是这个市面。那时我家住在东大街钱李巷的口头，斜对面就是照壁巷照相馆。那家照相馆开在一座老房子里，大门朝东，大门口有一对石鼓门墩，进门经过一个小跨院，再进一道门，是个大四合院，院子相当敞亮，墁地的青石板作棱形图案铺就。四周是走廊，西廊下置布景，箱式照相机架在院子当中，没有电灯，靠自然光拍照。
  1954年我8岁，一天正在巷子口玩，看见母亲和她的康复医院同事们走进照相馆，便跑去跟在母亲身后吵着要照相，被照相馆的人哄住了。后来，我看到他们的合影照片才知道是余指导员临别留念。余指导员这次从寿县安徽省第三康复医院调往巢湖安徽省第四康复医院。
  康复医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接踵而来的抗美援朝战争而设立的专门收治解放军、志愿军伤病员的医院。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前后只有五六年光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为我们最可爱的人而存在过。
  1950年10月，皖北行署卫生处接收皖北军区第三后方医院一个所，扩建后改为卫生处直属医院。1951年开始接收志愿军伤病员，更名“皖北康复医院”，设在肥东县六家畈。195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皖北康复医院改名“安徽省第一康复医院”。
  之后，安徽省内相继成立了七所康复医院，分布在南起芜湖北至淮南的铁路沿线地区。1953年12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医院管理处更名安徽省康复医院管理局，由安徽省军区政治部、后勤部，省卫生厅共同领导。主要任务是：管理为接收志愿军伤病员而建立的省内康复医院；负责对康复医院治疗休养的伤病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协助伤病员痊愈后的安置处理。省卫生厅一名副厅长兼任康复医院管理局局长。
  在寿县的安徽省第三康复医院由两个部分组成。屯溪皖南康复医院于1952年7月迁到寿县、与从肥东县六家畈第一康复医院迁来的第二休养所合并，成立“安徽省第三康复医院”。三康住院部下设三个休养所，每个休养所设两个护士办公室。住院部坐落在“六职学校”旧址（民国省立第六中等职业学校），古时候这里做过“寿凤试院”（考棚）。三康进驻之前就派人来规划并修建病房、食堂、大礼堂和浴室。住院部以外：一所和院本部的医护工作人员住在城里南大街，二所和三所的医护工作人员住在东大街南梁家拐巷。
  组建后的三康于1952年10月接收伤病员。一所专事接收外科病员，二所接收消化系统病员，三所接收呼吸系统病员。伤病员一进来，三所就成了全院的重病区。母亲回忆：接收的100多名公安战线上的伤病员，包括5名女肺结核患者在内、近20位重病患者，都是担架抬到病房的。进病房不久，有2个病人开始大吐血不止。时任三所第六护士办公室护士长的母亲与第五护办的护士长共同担负起对这批危重病号的特护工作。一是精心治疗和护理，二是加强营养。重病号伙食每天五餐“特流”，就是病人想吃什么，病号食堂就做什么。半月后，危重病情没有继续恶化，病情稳定转安，逐渐向休养康复方向发展。
  记得我们家搬到寿县的那天，在蔡家岗下火车来到城里已经很晚了，我们在门厅卸下行李，母亲还在病房里忙。余指导员闻讯赶来，得知我们还未吃晚饭，叫食堂为我们下了半脸盆肉丝面条。事后，母亲向伙房司务长补交了钱款。                     
  新家在钱李巷租了两间民房安顿下来，我们吃饭暂时在康复医院食堂搭伙。食堂设在住院部大院子里，伙食分小灶、中灶、大灶。伤病员吃小灶，医护人员吃中灶，医院其他职工和家属吃大灶。大灶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提一小铁桶菜，给每人碗里舀一铁勺，每餐只有一个菜。主食在大饭桶里，自己盛，随便吃不许带。
  住院部四周有围墙，有东大门和北铁门，但是没有门卫和传达室。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东大门朝东，是正门，对着城墙上的文峰塔遗址。大门前五层弧形水泥台阶，八字形状的大门楼也是水泥的，门头做了花卉纹饰，有点西洋风味。大门以里是个大操场，操场的北边是一片带有外走廊的病房。病房区以西是食堂。北铁门开在在食堂的山墙下，供车辆进出，平时从来不关。从南大街或从南梁家拐巷到住院部、走铁门最近。人们都喜欢从这里进出，正大门反倒没有什么人走。从食堂往南：依次是药房、浴室、大礼堂、图书阅览室等。虽然没有门卫，也不见有闲杂人员。要有，就是我们这些医院工作人员的小孩，多数伤病员爱逗小孩玩。我们会为得到他们给的一个玻璃瓶或一个小药盒而高兴半天。
  大礼堂大门不上锁，又没有大人约束，小伙伴们常在舞台上嬉戏。周末的晚上，这里放电影或有慰问演出。逢元旦春节全员联欢，更加热闹非凡。有年春节，医院领导要求职工的孩子都参加节目。我们三所的小孩都在念小学，加起来不过10来个。给我们安排的节目是“打莲枪”，每人发一根一米长的竹竿，竹竿上错位剜若干孔洞，每个孔洞里铁丝串两个铜钱，竹竿一摇便哗哗作响。表演时，跟着秧歌调跳秧歌舞步，手里的竹竿跟着音乐节奏、在肩、臂、腿上上下翻舞，铜钱在竹腔中发出悦耳的响声。刚解放那阵子，逢年过节我们常看这个节目，对“打莲枪”非常熟悉，所以一学就会。长大后看到有关资料介绍，才知道叫“打莲湘”又名“莲湘舞”。
  正式演出那天，要求统一穿白衬衫蓝裤子。蓝裤子我有，没有白衬衫。记得那天下午，母亲急慌急忙找出一件她穿的白衬衫，给我穿上。可是身腰领口过于肥大，于是她用针线收紧，勉强凑合着对付晚上演出。联欢会上有阳刚激情的苏联水兵舞，有男女声表演唱，有活报剧和话剧。记得有个小品《分工合作》，扮演“闹钟”的演员头上戴个硬纸板做的闹钟；扮演“板凳”的，头上真的绑个小板凳，此外还有扮演“枕头”的、扮演“扫帚”的。他们之间“闹”起情绪来很搞笑。全院伤病员、医护人员和家属，能来的都来了；还邀请了县里和兄弟单位的代表。耐看的还是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表演的节目，我们小孩子纯粹是凑热闹。
  处于休养状态的伤病员有时候也出去看戏散心。那时候城里有两座戏园子。一座在棋盘街（当年的棋盘街就是一条巷子），唱庐剧，人称“小戏园子”。另一座在东大街，叫红星剧场，唱京戏，人称“大戏园子”。有一天晚上在红星剧场发生了一桩“座位事件”，伤病员被扣，竟然还对请愿放人的伤病员亮出了武器。事件的严重性惊动了华东军区司令部。起因是三康的伤病员来看戏，见前排座位空着，就坐了上去。戏园子人对他们讲座位是给客人预留的，叫他们让一让。伤病员则坚持谁先来谁先坐。事情戗住了。原来这客人是公安局请的，这时也到了剧场。公安员叫伤病员让座位，对方不让，言语说辞一来二去，双方动了手，伤病员吃了亏，有一位还被公安员逮走了，其余的跑回三康，激起了伤病员公愤，当天晚上100多人围住了公安局大门，要求放人讨要说法。刚解放那几年公安局门前都是荷枪实弹的岗哨，一看这阵势，立马端枪警戒。这更激起了伤病员的愤怒情绪，群情激昂，有的放言要冲进公安局。三康的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做伤病员的工作。在这紧要关头，省里发来电报命令立即放人、向伤病员赔礼道歉；今后红星剧场前三排不准卖票，留给三康伤病员。第二天，慰问车载着猪肉奶粉白糖开到了三康住院部······
  没过两年三康撤离了寿县，原因是1954年的水灾。
  “五四年大水”在我的记忆里相当恐怖！那年入夏，连天大雨，护城河水很快涨到了城墙根。东、北、西三个城门全部关闭，城门洞里堆上了灌满泥土的麻袋。只有南门地势高些，暂时给人进出。进入七月，暴雨日骤，淮河干堤溃决，逐日上涨的洪水包围了城墙，南门也关闭封堵。康复医院伤病员赶在封城之前就全部转移到了淮南市洞山区安置。城内居民也开始有组织地撤离。我跟随家属队伍撤退时是从东门城墙头上的船。我眼中的古城颇似一只硕大的澡盆“漂浮”在汹涌的洪水里，浑浊的洪水里翻滚着家具、草房顶和棺材板。最险时，据说坐在城墙头上可以洗脚。
  大水过后，安徽省康复医院管理局鉴于寿县年年有水患，认为此地不宜再作伤病员的休养地，决定三康搬离寿县。在我的记忆里，即使不是灾年，到了夏季，河水也常常漫到城墙根，东门和北门就关闭封堵（西门有城墙至五里闸的圩堤）。
  1955年秋季，三康搬出寿县的决定付诸实施。三康所剩不多的伤病员基本都是慢性病，全部转移到巢湖四康。医护人员一部分去了四康、一部分到黄山疗养院，其余的去无为搞血吸虫病防治。事实上三康从此撤销了。
  这之后，三康住院部旧址改作了县委会机关大院。若干年后我们家也搬离寿县。多年后我只要有机会到寿县，必定到县委会大院来转转。县委会大院在住院部的基础上扩大了范围，将院门开到了照壁巷、正对棋盘街。尽管范围扩大了，大院里新的建筑不断增加，显得很拥挤，老建筑剩下星星点点。值得庆幸的是那座青砖墙体的大礼堂保存完整，还是旧时模样，还在唤起我童年的记忆。有一回我来，看到礼堂的门开着，里面正在开大会。我看那墙上的窗户和水泥砌就的舞台，甚至连木条靠背长椅都没改变。没想到这座浸润六十年风雨的礼堂、被2010年的一场大火烧光，没留下一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