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向明天

　　母亲出生在50年代一个偏僻的农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听母亲说，两个哥哥在闹饥荒的岁月中夭折。母亲说起两个哥哥的夭折，嘴角扯出一丝苦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腕上的旧手链——那是姥姥用红绳编的，编的时候手在抖，绳结都歪了。“那时候我总想着，要能活过冬天就好了。”母亲声音很低，像落在地上的灰尘，“没想到这一活，就活了这么大。”
　　记事起，家里灶台上的锅总是凉凉的，锅底结着一层黑垢。只有逢年过节时，姥姥才会从坛子里掏出半碗腌萝卜，萝卜条上挂着浑浊的盐霜。姥姥啃得腮帮子发酸，却把最大的那块塞给母亲。
　　自两个舅舅夭折后，姥姥总坐在门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攥着一块布料缝缝补补，一会儿要给舅舅做衣服，一会儿要给爷爷做鞋子。
　　爷爷当时在一所离家较远的中学任教，两三个月回家一次，家里的活都落在姥姥身上。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爷爷虽然谨言慎行，但还是免不了被请到大街上“教育一番”：胳膊粗的绳子、棍子，爷爷发紫的嘴唇、嘴角的鲜血……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熬着，娘仨也是谨小慎微地行事，生怕一个不经意会招来无妄之灾。
　　听母亲说，她十岁就能一个人担着两小袋子稻子到磨坊去加工。瘦小的身子一步三晃地走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不知过了多久才挪到加工厂。她吃力地搬着粮食，可任凭她使出浑身的力气也动不了。一旁的人说：“这是老孙家的二丫头，这小娃懂事，心疼人。”说着就把那两小袋粮食放进机器里。母亲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热心人扶起母亲，摇摇头叹了口气。磨坊老板问：“丫头，吃饭了吗？”母亲羞涩地摇摇头。于是老板便放下手里的活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拿了一把红薯干递过来：“拿着吃了就不饿。”说着就塞到了母亲手里。母亲说，那个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攥着那把红薯干，心里道不尽的感激。回家的路上，她紧握着红薯干傻笑着。说到这，母亲长叹一声，紧闭双眼陷入沉思。
　　时间的指针在悄悄地转动着，比母亲大十几岁的姐姐早已出嫁，母亲也到了适婚的年龄，提亲的人开始登门。当时母亲只有一个条件：必须带着姥姥。提亲的人渐渐少了。大姨生了第一个孩子，就把母亲叫过去帮忙。就这样，母亲一个接着一个地带孩子，待到四个孩子能放手时，母亲也成了老姑娘。
　　机缘巧合，母亲和父亲通过媒人相识，父亲接纳了姥姥。母亲说，那时觉得好幸福、好幸福，日子也有了盼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在寒冬腊月里结了婚。母亲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奔赴她新的征程。
　　姥姥随母亲一起来到了同一个村组，在不远处搭建了一间茅草屋，终于有了栖息之地。爷爷以单位为家，对她们母女很少问津。娘俩在这儿一扎根，就是几十年。父亲一家七口人，对母亲而言，在这样的大家庭里生活很有挑战性。母亲的家教很好，爷爷待人文雅谦卑，姥姥文静内敛，而这个新的家庭，每一个成员秉性不同：公公暴躁，婆婆心机重，弟弟妹妹们大多都随了父亲。
　　婚后第三年，母亲有喜了。奶奶说，看肚子像个丫头。在那个谈女色变的年代，有了这个苗头，后面的日子可想而知。待母亲月份大的时候，奶奶提出要分家。她们分了一间堆积杂物的茅草屋，父亲简单整修后，勉强入住。下雨就热闹了：外面大雨，屋里小雨，屋顶上的虫子顺着雨水掉进锅里。母亲的泪水滴落在碗里。父亲默默地递上毛巾，拉着母亲的手，轻轻地拍了拍隆起的肚皮，说：“娃娃，等你出来，爸爸一定让你住上新房子。”
　　后来的日子，父亲就开始张罗建新房子。粮食、没出栏的小猪都卖了，还是没筹齐盖房子的钱。父亲向亲戚借了些，还是不够，不得已，母亲挺着大肚子去爷爷那里借了二十块钱。回来的路上，母亲难过极了。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瞅着这双龟裂的手，泪水如洪水般涌出。耳畔的风肆意地吹着她稀薄的头发，红肿的眼睛里已出现血丝，苍白的嘴唇起了一层皮。那一刻，她瘫坐在田埂上，释放了所有的委屈。许久，她凝视着远方，天空云卷云舒，一如她颠沛流离却又生生不息的命运。她手中的二十块钱，薄薄的，却重逾千斤——那是她对家的全部寄托，也是她为孩子铺就的第一块砖。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了多年后，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屋子里嬉笑打闹，看到了姥姥安详的笑容，看到了父亲不再愁苦的脸庞。她知道，这一切都需要她用肩膀去扛，用脊梁去撑。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目光重新变得坚定——她要渡的，不仅仅是眼前的难关，更是要把这个家，连同所有的爱与希望，稳稳地渡向一个崭新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