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女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乡镇调到派出所当民警，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劲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大街小巷里最鲜活的主旋律，不止经济领域热火朝天，各条战线皆是万船齐发的蓬勃气象，尤以文化艺术领域最是敢闯敢先。我一直认为那一段时光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十年浩劫刚过，文学艺术总算挣脱桎梏，带着百废待兴的急切，撞进改革开放的新天地，实打实撑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格局。各类文艺流派、文化思潮汹涌而来，传统与现代碰撞，东方与西方交融，本土与外来共生，热闹得很。我清楚的记得以复旦大学中文系卢新华《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道尽了一代人的悲欢；以著名作家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为标杆的写实文学，点燃了大众对文学的尊崇，这些作品我反复阅读，深受感染，更让我感受到文学作品的力量。
  我那时二十出头，说有文艺细胞纯属自夸，可心底里那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冲动半点没消停。这份念想，早在上高中时就有了萌芽。当年我们园艺场隔壁是水稻良种场，场里有位叫高卫新的工程师，看着其貌不扬，却是个知识分子。有回他拿着厚厚一摞手写稿找我父亲，应该是让我父亲帮他看看，也可能是送给我父亲欣赏。我凑着空子翻了翻，竟是部一寸厚的电影剧本，名叫《竹影枪声》，写的是解放军剿匪故事，里头的匪首“岳葫芦”，还是当地老百姓都熟知的人物。满满一本全是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写就，我看得满心景仰，心里直嘀咕：啥时候我也能写出这么厚一沓文字，也算没白活。
  后来某阵子，我真就心血来潮，找了个本子琢磨起反特小说的情节，吭哧拉歪写了几页，便黔驴技穷没了下文，那所谓的“作品”，终究是胎死腹中、半路夭折。如今回想，那几页涂鸦，勉强算我文字路上的“史前遗迹”。
  真正让我圆了文字梦的，竟是区公所食堂的老孙师傅。我在区派出所当民警时，一日三餐都在区公所食堂解决，掌勺的孙师傅为人和善，在区里烧了几十年饭，烟火气里藏着最实在的通透。我闲时总爱跟他唠家常，听他讲区里的老故事。有天孙师傅跟我倒苦水，吐槽如今上面来人接待太多，用餐标准也水涨船高，语气里满是看不惯。他说以前别说普通干部，就连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宇来区里蹲点，也都是自己买饭票打饭，区里从没搞过特殊招待，当年的干部，朴素清廉得就跟寻常人没啥两样。
  老孙师傅的牢骚，反倒点醒了我，心里瞬间冒出来灵感。我顺着他说的线索，添了些生活里的细节，写了篇千余字的短篇小说，名字起得土气又接地气，叫《老鳖溜河沿》——这名字可不是瞎编，就是食堂里常做的在开水锅的锅沿边上烙的馍馍，寻常得不能再寻常。文字里没讲啥大道理，只借着食堂里的吃喝小事，暗戳戳点了当时的吃喝风问题，直白又实在。
  稿子写好，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思寄给了皖西报社，没抱啥能发表的指望，毕竟自己就是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没成想没过几天，稿子真见报了！更让我意外的是，一周后报社编辑还专门为这篇小文写了评论，给了不少中肯又拔高的评价。那段时间，见过文章的人碰面总夸几句，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偶尔还有老熟人跟我提起这篇《老鳖溜河沿》，说还记得里头的情节。最有意思的是老孙师傅，他大字不识一个，听说自己成了文章里的原型，特意找我要了张报纸，小心翼翼收起来，当成了宝贝疙瘩。
  这般算来，《老鳖溜河沿》才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它没有啥娱乐性，也谈不上文笔多精妙，不过是借着日常里的寻常事，说了句老百姓心里的实在话，戳中了当时的社会痛点，才得以引发共鸣，被报社和读者记挂。于我而言，这便是文字路上的首战告捷，彻底给我打了气：原来我也能靠着文字，说出心里想说的话。
  这篇小文的成功，全靠老孙师傅那句无心的牢骚，我一直记着他的情分。后来老孙师傅离世，我特意写了篇《老孙走了》，寄给皖西报社，也算以文字念故人。这篇文章能顺利发表，多少沾了些人情往来的光——自打第一篇小说见报后，我渐渐和报社的编辑们有了往来，也算混了个脸熟，这些过往，倒也成了日后回忆里的一段趣事。
  如今再回头看那段往事，愈发觉得文字最是有力量，也最是有温度。它不用华丽辞藻堆砌，不用惊天动地的情节加持，只要扎根生活，贴着人心，说出最真实的感受，便能直抵人心。而当年那份二十出头的冲动，还有老孙师傅眼里的纯粹与正直，早已融进笔墨里，成了我往后对文字、对生活，最朴素也最坚定的敬畏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