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青铜器

  寿县作为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成为楚文化的积淀地，境内具有全国唯一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安徽楚文化博物馆。2024年，该馆正式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位于寿县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西北遥望寿州古城，占地200亩，其中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我们欣赏到了一批在寿县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为列国之冠，而且质量也居于上乘。
  步入一楼展厅，古代青铜器文化的大幕徐徐拉开，迎面而来的是一尊高大雍容的青铜鼎。这就是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国宝级重器“楚大鼎”，又名“铸客大鼎”。这是按原件1:1等比例制作的复制品，原件保存在安徽博物院，于1933年在寿县李山孤堆楚幽王墓出土。
  寿县李山孤堆楚幽王墓前后三次被盗。经专家鉴定，它是我国已发掘的楚墓中规模最大、年代与墓主确切、出土文物最多的诸侯王墓葬，共出土文物4000余件，以青铜器最多，达1000余件。其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有鼎、簋、敦、甗、簠等，最著名的是楚大鼎、铸客升鼎、集脰太子鼎等稀世珍品。李山孤堆楚幽王墓的发现开启了江淮楚文化研究的序幕。
  楚大鼎巍然壮观，通高为113厘米、口径为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围290厘米，深达52厘米，鼎立三足稳稳撑起400千克的体重，是迄今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超大的青铜圆鼎，体量仅次于2024年发掘的淮南武王墩墓大鼎；它造型新奇，圆口方唇，鼓腹圆底，颈侧双耳外展张扬，马蹄形三足高耸刚劲，处处展现力量与气势的完美结合；它纹饰精美，鼎腹饰蟠虺纹和犀首纹，双耳及颈部外壁饰有模印菱形几何图案，足根部饰有浮雕兽首纹和旋涡纹；它刻铭书体劲秀，口沿部分有12字铭文，前足足跟和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它俨然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青铜器的最高成就。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鼎，最初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物，后来，与祭祀、战争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楚大鼎带着楚国绵延八百年的华夏血性，彰显着当年楚国争雄天下、问鼎中原的王者霸气，到而今已经见证了两千六百多年风雷激荡的历史岁月。其价值和地位与商代“后母戊”大方鼎相媲美，均被誉为“青铜鼎中的王者”。
  2014年，国家首祭公祭鼎就是以楚大鼎为原型铸制，楚大鼎再度成为安邦兴国重器的象征。
  展馆中的战国兽耳蟠虺纹铜方壶也堪称楚国青铜器的精品，于1983年寿春城遗址出土。这是一尊巨型的酒器，通高69厘米，腹围94.2厘米，口宽长18.5厘米，底宽长23.5厘米。此壶方口，长颈向下内束，鼓腹，底内收，方圈足底座。颈部两侧置一对兽形耳，兽首向外，作爬行状，前足各衔套一环，环上饰斜角云纹，兽身和四足分别饰鳞纹和细毛纹。壶身饰蟠虺纹、凸弦纹、“十”字形凸棱纹。
  青铜壶、青铜罍都是古代大型盛酒器，《诗经  卷耳》就有“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的诗句。在楚博馆还展出了出土寿县的战国蟠虺纹双兽耳青铜罍，这也是一件楚国青铜器。它圆口鼓腹，高30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21.5厘米，通宽46厘米，两侧有对称兽耳衔环，腹部饰有蟠虺纹。楚人豪爽善饮、洒脱浪漫，饮酒直到壶罄罍干。绵延至今，寿县人喝酒依旧喜欢“炸罍子”，合肥还建有一条罍街。
  从展厅的资料可见：春秋中期以前，安徽境内存在许多部族方国，淮河沿岸及其以北有萧、胡、州来、钟离，江淮之间有英、六、徐、蓼和群舒等。春秋中期后段至吴入江淮前，楚人进入江淮，逐步征服了六、蓼、群舒等诸方国，势力范围已拓展至江淮大别山以东、以北地区。群舒是皋陶后裔，春秋时分布在江淮之间的舒、舒庸、舒蓼等偃姓小国。展厅里的窃曲纹鹿首铜尊、龙首提梁铜盉等就是春秋时期群舒文物的代表，不仅具有浓郁的群舒地域文化色彩，同时也兼有楚文化风格，反映了楚国经营江淮时期与群舒文化的融合并存。
  窃曲纹鹿首铜尊于1959年舒城县龙舒公社凤凰嘴出土，器身略似鹿状，鼎口一端呈鹿首状隆起，鼎腹一侧饰镂空扉棱，与鹿首相呼应，构思巧妙，充分显示了楚王重器的雄伟和主人拔山盖世的雄心壮志。
  龙首提梁铜盉于1966年出土于舒城县河口镇许家山，平盖、直口，器身上端置有横跨器口两侧的半圆弧状龙形提梁，一端为龙首形流口，龙首上竖立一对圆柱形龙角，另一侧装饰有镂空扉棱，象征着龙尾，器身、龙形提梁及龙首上饰有精美的纹饰，整件器物看上去十分大气。
  盉为青铜器中的一种酒器，王国维在《说盉》中称：“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水）而和之而注之于爵。”意思是说在进行祭祀时，将杯中酒倒入盉中，加以水调味（调节酒的浓淡）。也有专家学者认为，盉当为水器，凡祭祀之先，用盉浇水洗手，以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敬。青铜盉始见于二里头文化，盛行于商朝晚期至周朝初期，春秋战国时开始出现提梁盉。
  作为商周时期活跃在今凤台、寿县的古老方国，州来国青铜器则表现出淮河中游以南地区在春秋早中期与楚、吴截然不同的本土文化特征。二十世纪70年代，寿县正阳关肖严湖堤坝发现一座春秋土坑墓，出土鼎、簋、匜、尊、缶、盒等7件青铜器组合，就是典型的州来遗存，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三足羊首铜尊。
  隔着有机玻璃，我们清晰看到：这件炊器整体造形似一只温顺灵动的绵羊，羊首高昂伸出器外，颈脯与身连为一体，一对大卷耳贴于耳畔，眼、鼻、口毕现。器身作半球状，上有平面盖，子母口，正中置一弓形纽，前开豁口与羊颈部结合，尾扁宽呈矢头形，表面饰云雷纹，底置上翘钩状三足。三足羊首铜尊通高11厘米，口径9.2厘米，跟目前出土同一时期器物相比，它形制独特，旷古无两。
  三足羊首铜尊作为一种礼器，是吉祥寓意的象征。在我国古代，“羊”与“祥”通假，“祥”也可写作“吉羊”，表示祥瑞。它也是财富的象征，因为“羊”在中国文化中也象征财富。《诗经  小雅  无羊》曰“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这是赞美周宣王中兴以后，牧场的牛羊成群，畜牧兴旺。三足羊首铜尊这一州来国青铜器，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早期作品重视形制的轻松、纹饰的简练，在铸造上减少了西周青铜器文化的威严、华丽和繁杂的宗教性、等级性，增加了世俗文化轻松活泼的色彩。
  1955年发掘的蔡昭侯申墓是寿县重大的考古发现。墓中出土文物584件（套），大部分为春秋晚期蔡国青铜器，多件器物铸有铭文。其中，豆、鉴、盘、匜、尊、簠等器型源于中原地区，或稍有形变；鼎、敦、缶等与楚国青铜器形制相同。
 展厅里展出了“蔡侯申”升鼎和“蔡侯申”簋。“蔡侯申”升鼎造型独特，有着明显楚式鼎的风格，而且内壁还铸有“蔡侯申之食”等文字，标明主人的身份。“蔡侯申”升鼎基本形状为三足、平底、中间束腰、两耳外撇，腹周壁饰云纹，是祭祀中用于盛放煮熟的牲肉的祭器。奇数组合的升鼎，搭配偶数组合的铜簋，是一套象征礼制的组合，与蔡侯申的身份地位相匹配。
  “蔡侯申”簋上部器盖中央置有五瓣莲花形抓首，便于抓握提起器盖，同时器盖翻转倒置时，可作为支撑，使器盖作为一件单独的食盘使用，在器盖沿口处有四个相对的小兽首，可与器身口沿相扣合，器盖内有两行六字铭文；器身两侧各置有一对称的兽面形器耳，方形底座，类似于炉灶，留有一个生火加热的空间。
  那么，作为蔡国青铜器，“蔡侯申”升鼎为什么是束腰形状的楚式鼎造型呢？这显然是受到楚文化影响的结果。蔡国是周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代表，但是，由于蔡国与楚国为邻，后来又成为楚国的附庸国，文化上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很大，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也多为楚国风格。
  楚青铜器是楚文化的代表，其特点是造型新奇灵动，纹饰繁缛精美。楚式鼎又是楚青铜器的代表，造型特征是束腰、平底、高足、外撇耳，饰以精美的窃曲纹、蟠螭纹、蟠绕龙纹等，代表作王子午青铜鼎。当年的楚灵王嗜好细腰，却激发了楚人的创作灵感，把楚铜鼎铸成了“束腰”的曲线造型，比起中原青铜鼎的直上直下、凝重威严，更加生动灵巧，极富审美情趣，又显大国风范。
  蔡国虽小，经楚文化的熏染，却铸造出如此精美绝伦的楚式青铜器，不禁让人对它青眼有加。
  展馆中还展出了另一件出土蔡国墓葬的青铜器——越王“者旨于赐”剑，它于1996年出土于寿县古城西圈战国早期蔡国贵族墓葬。
  这是一件越国的青铜兵器，由剑身、剑格、剑柄和剑首四部分组成，剑首呈喇叭状，剑柄上有两道凸箍，用绿松石镶嵌出优美的勾连云纹，在剑格的双面用绿松石镶嵌出极富美感的空心鸟篆八字铭文：“王戉（越）王戉（越）者旨于赐”。剑身通长54.5厘米，宽3.5—4.6厘米。剑附有完整的剑鞘，系用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外用丝线缠缚加固，再髹以黑漆。“者旨于赐”表明剑的主人，他就是越王勾践的儿子鼫与，在位六年（公元前464年——公元前459）。他在位时至少铸造了九把这样的青铜剑。
  越人自古擅长铸剑，冠绝天下，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鼎盛。鼎盛时期的越剑普遍加长到了五六十厘米，剑身扁平，中有凸棱脊，圆首饰同心圆纹，圆茎上有双凸箍，纹饰精美。采用青铜复合技术锻造，对剑身进行硫化处理，使得越剑锷锋锐利，不易锈蚀。越王“者旨于赐”剑、越王勾践剑就是它们的代表，并称为“越剑双绝”。
  那么，一把越王青铜剑，为何会出现在蔡国的墓葬中呢？
  春秋后期，楚国进一步向淮河流域扩张，蔡国首当其冲。当时的蔡国与越国交好，共同抗楚。公元前473年，蔡声侯产即位，积极促进蔡、越两国友好关系；越王鼫与即位后，两国关系又得到进一步加深。越王鼫与就将这把剑作为信物，赠予处在寿县地区的蔡声侯产，最终入葬于蔡国贵族墓葬中。展馆中这把曾经见证蔡越两国友好关系的宝剑，历经两千多年风霜，至今依然寒光湛湛，锋利无比。
  继续向前行，来到了一面金光璀璨的三角形“金山”面前，在灯光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欣赏。这座“金山”由158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楚金钣垒成，占据了整整一面墙。
  楚金钣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黄金货币，它的形制大都略似龟板状，一边宽，一边稍窄，还有楔形和圆形，多在正面钤有方形或圆形“郢爰”、“盧金”、“陈爰”等阴文印记，以明示金钣的成色与来源地。从印记上看，打圆印的叫盧金，方印的一般就叫郢爰或陈爰，其中的郢、盧、陈表示地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
  楚国是我国有史以来使用黄金交换最早的一个国家，楚国金钣主要是用于国与国或高等贵族之间大宗商贸活动的兑值，交易中根据需要，借助切凿工具和天平，切割称量支付。这也反映了楚国文化的一个特性。
  楚国疆域辽阔，物产富饶，尤其拥有当时最丰富的金矿、铜矿。楚金钣大多是“郢爰”，“郢”就是楚国的都城纪南城，即现在的荆州，荆州就藏有大量的冲积沙金，汉水也拥有可观的砂金。大冶铜绿山又拥有富足的红铜矿，因此享有“青铜文化发祥地”的盛誉。正是由于充足的金矿、铜矿资源，促进了楚国黄金货币、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力生产，从而增强了楚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使得最初的一个蕞尔小国成为席卷江汉、问鼎中原的强盛大国。公元前241年，楚国把国都从河南陈地（今天的河南淮阳县）迁往寿春，大量的楚金币、青铜器也随着楚国贵族和都城的迁移来到了寿春，极尽繁盛。
  上世纪50年代至今，寿春城遗址及周边地区陆续发现楚金钣窖藏计195块，总重量约20千克，数量为全国之最，安徽楚博馆也由此被称为全国“含金量”最高的博物馆。 
  在楚博馆，同样能够反映楚国经济商贸繁荣的还有鄂君启金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安徽省共出土了5件鄂君启金节，其中4件出土于寿县邱家花园，另一件则出土于蒙城王氏家族墓。
  鄂君启金节作为战国时期的一种特殊符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的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分为舟节和车节。鄂君启是楚怀王之子，名启，字子晳，其封地在鄂，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
  展馆里的两枚“金节”用铜铸成，形似劈开的竹节，精巧细致，器表刻有铭文。正面阴刻细线八条，将节面分隔为九行，象征编缀的简册。
  精致的错金技艺也是楚青铜器的一大特点，鄂君启金节铭文就是采用错金工艺，将黄金铭文和图案嵌入到青铜表面，金色的篆字铭文配搭绿色的青铜节，熠熠生辉，端庄华丽，堪称错金艺术的惊世之作。
  金节铭文记录了从鄂到郢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和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它体现了楚怀王对自己的儿子鄂君启的信任和器重，以及对于水陆交通的严格控制。
  节文记载的颁发时间是楚国“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即公元前322年，也就是楚怀王六年。这一年，楚国修筑的鄂君启车节大道从凤台经寿春到达巢湖。鄂君启的商贸车队通行于东至今天安徽巢湖，西至今天四川巴东，南至今天湖南耒阳，北至今天河南方城，纵长800公里，横跨700公里的广阔区域；船队到达长江以南的湘资沅澧等较大的水系，甚至深入到楚国边缘桂东北的支流。 
  国宝级的鄂君启金节，价值不可估量。金节原件分别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展厅里展示的是复制品。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藏品涉及自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陶瓷器、玉石杂项、金银器、古籍书画等上万件，其中国家文物数据库登录各类文物6340件，已定级文物3075件（套），一级文物224件（套），一级文物藏品数量居全省国有收藏单位第二位。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最具有竞争力和震撼力的，正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铜镜、铜剑、铜鼎……一件件青铜器见证着历史变迁，诉说着寿春作为楚文化最后积淀地曾经的辉煌，传诵着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在此交相辉映、余韵不绝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