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香如故

  到了这个季节，空气里总浮着一层薄薄的香。栀子花开了。
  路过街角花坛的时候闻到，我的脚步就慢了半拍。那香味不争不抢，悠悠地飘过来，绕过行人、绕过车流、绕过我还没来得及收拢的种种念头，径直落在鼻腔深处。每次闻到，我都会想起姥爷。
  姥爷晚年腿脚不太好了，走不了远路，大部分时候就坐在客厅那张沙发靠窗的位置上。沙发是米色的，盖了花花绿绿的布盖，有了些年头。他常年坐着的那一块微微下陷，坐垫也比别处软上许多。他就坐在那儿，旁边窗台上放着两盆栀子花，是他自己种的。他盯着那两盆花的时候，眼神很安静，像在看一件跟他待了很久的老物件。栀子花的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绿得往下坠，叶脉清晰得像刻上去的。花开出来是白颜色的，白白净净的，不张扬，就那么静静地开着。姥爷也不怎么说话，就那么坐着看，有时候一坐就是半个下午。
  那两盆花我从没见他怎么精心侍弄过，不施肥也不特意浇水，可每年到了时候，它们就自己开了，一朵接一朵，开得从容。姥爷也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在大院上班时，来来往往的人都愿意跟他说两句话。他说话慢，声音不高，带着那种让人安心的稳当。后来退休了，大院里的小孩见了他还是喊“姥爷”，他也应，慢悠悠地应，像应了很多年一样。
  我很早就没了姥姥。我几岁的时候她就走了，六十多岁，走得太早。我脑子里关于她的画面不多，但那些不多的画面里总有一口大锅。她站在厨房里，热气和香味一起往上冒，她记得每一个人爱吃什么，谁爱吃甜口的，谁爱吃辣一点的，谁不吃香菜，谁要多盛一勺汤，她都记得。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就笑呵呵地坐在旁边看着，自己不怎么吃，就是看着，像在数人，数齐了，她就高兴。姥爷坐在沙发那个位置上，也不怎么说话，偶尔抬头环顾一圈，看着满桌子的人，脸上浮出那种很淡很淡的笑。他想要的不过就是这个，一个家好好的，整整齐齐的，儿女孙辈都在，热热闹闹地吃饭说话。
  他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成绩好不好，考不考得上什么，找不找得到什么工作，他都不问。他好像觉得人能好好长大、好好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了。每次我们去，他就坐在那张沙发上，手里剥个橘子或者削个苹果，递过来，说一声“吃”。也不多说别的，就是“吃”。
  余华在书里写：人是人的坐标。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愣了许久。人的存在确实不是孤立的，每个人都在别人的生命里占着一个位置，一个参照点，一个你回头时可以望见的方向。姥爷就是那样一个坐标。他在那儿，稳稳地坐在那张沙发上，坐在大院里，坐在两盆栀子花旁边，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走再远的路都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有人在等你。他不说话也没关系，他坐在那儿本身就是答案。
  可是年前他走了。九十二岁，走得很安静。像那两盆栀子花，到了季节开，到了时候落，不闹腾。
  我赶回去的时候，花还开着。客厅里那两盆栀子花还在窗台上，叶子还是那么肥绿，花还是白白净净的。可沙发那个位置空了——那个微微下陷的、坐垫被坐得极软的凹坑还在，像一个身体的形状，被很多年的时光压出来的。人走了，痕迹没走。有一天我坐在那个位置上，身子一沉，陷进那个柔软的坑里，忽然就回到了小时候——姥爷抱着我坐在那儿，他的手搭在我背上，窗外的光线也是这样斜斜的，茶几上永远有一碟剥好的橘子。那个瞬间我眼眶突然热了，一个已经离开的人，用他留下的那一点点凹陷，又把我抱了一次。
  一个人活到九十二岁，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其实很轻，就是一些人心里记着的好，和栀子花每年开的时候那一阵幽幽的香。轻到只有你这个和他有关系的人才能闻到，重到每年闻见的时候你都会停下来，脚步慢半拍，像在等他喊你一声“吃”。
  人的离开，是不是就代表着一个坐标被擦掉了？像地图上被抹去的一个点，你拿着旧地图去找，找不到了。可是我又觉得没有完全被擦掉。闻见栀子花的时候，我会想起他；看见县委大院那排老楼的时候，我会想起他；被某个老人慢悠悠喊了一声“吃”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他走了，可他在我生命里留下的那个位置还在，只是从具体的、可以触碰的存在，变成了一个留在记忆深处的点。我还是会拿他参照，还是会想起他坐在沙发上看花的样子，还是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人不必张牙舞爪地活着，善良随和地过一辈子，坐在花旁边看花开，就已经很好了。
  现在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了。我蹲在街角那丛栀子花旁边，看了一会儿。叶子很肥很绿，花苞鼓鼓的，有的已经绽开了，白白的，干干净净的。我想起姥爷坐在沙发上的样子，腿脚不便，走不了路，就盯着他那两盆花，看很久很久。那时候我不太明白他在看什么，现在好像有点懂了——他可能在数，数今年开了几朵，数还有谁没回家吃饭，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待了多少年，数着数着，就数完了。
  可是没关系。栀子花明年还会开。那种白白净净的花，每年到了时候就自己开，不等人，也不等人来看。但它开了，我就知道，那个坐标还在。
  只是从窗外，移到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