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天，那么高，那么蓝。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天底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稻子熟了，黄澄澄的像铺了一地金子。  
  这两段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学生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句子。文字平平常常，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把秋日乡间的景象深深刻进我们的脑海里，也刻在我们七零后一代人的记忆中。那时的课文很贴合乡间生活，写四季流转，写庄稼草木，写乡野日常，语言浅显顺口，我们读起来朗朗上口。
  我的母校，是老家大坝上的油坊小学。校园最初只有几间土墙瓦房，凳子都要学生从家里自带。独凳一人坐一张；长条板凳，便两个孩子共用。
  一年级第一学期重点学习拼音，老师教得格外用心。等大家把拼音学熟透，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都掌握扎实，才开始讲授汉字。每教一个字，老师就在黑板上一笔一画书写，口中念出每一处笔画。他像一位指挥家，伸出手指在空中示范书空笔顺。全班几十个孩子一齐举起小手，嘴里跟着念笔画，手上凌空比划，整整齐齐。若是谁笔顺错了、手势不对，便停下来纠正；遇到字写得不端正的孩子，老师便手把手地教。一学年下来，几乎所有孩子都能把拼音背得滚瓜烂熟，把字认准写好，把整册语文书从头到尾背诵下来。当时教辅资料少，也没有成套现成的习题，教学主要靠老师们自己钻研。记得我四年级的班主任韩老师，上课时随身带着一个厚笔记本，上面是他整理的每一课重要的近义词、反义词、词语释义、缩句、修改病句等内容，上课时用这个本子把这些内容给我们重点讲解。 那时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民办身份，薪资微薄，日子过得清简。站上讲台，他们是传道授业的师长；回到家里，依旧要下地务农。虽然教书务农两头奔波，但他们对待教学却特别敬业认真。像上面提到的我的班主任韩老师，我的记忆里，有时放学后，他还把我们留在教室，把这些题目抄在黑板上，让我们带回家完成。 
  学校条件简陋，没有现成印制好的试卷。每到测验，试卷都由老师自己出题、油印。钢板、铁笔、蜡纸，一笔一划刻写完毕，再用油墨滚筒手工印制，一张张带着油墨气息的试卷就这样做出来。考题大多来自课堂讲授与老师整理的笔记，重在检验听课、背诵与识记效果。一次次测验练习，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底子。 
  农村不少家长没有读过书，有的大字不识，但他们知道读书的分量。遇上老师，常会嘱托：“我家那小子不好好念书，您只管打，我们绝不护短！”逢年过节，有的人家杀猪宰羊，还会专门邀老师到家吃饭，这是乡下人最朴素的敬重。 我们那一代人，几乎所有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木手枪、毽子、陀螺，件件都是亲手打磨。我年少时尤其爱削陀螺。为了玩耍，寻来质地坚硬的木料，先锯出大致轮廓，再用小刀细细修磨，底座打磨圆润，陀螺尖部削得规整，嵌入一个圆大头钉。做好的陀螺重心稳、转速足，落在地上呼呼旋转。几番比试，常常胜过旁人。看着别人的陀螺被我的最终斗倒，满心都是胜利的喜悦欢喜，以致今日想来，那份满足与自豪感仿佛仍在心里澎湃。
  冬日的寒风比现在凛冽，身上单薄的棉衣，哪里挡得住呼啸的冷风？我们自有办法。课间，大伙一窝蜂涌到向阳的墙根下，紧紧挨在一起使劲挤，我们叫”挤油”。站在中间的人被挤得暖和，边上的人稍不留神就被挤出来，笑着跑回去再重新加入挤油的队伍中。 
  升入高年级，我们开始使用钢笔，需要自己吸墨水。墨水金贵，常常写着写着就见底。同学之间便互相接济，瓶中尚有墨水就互相分一点；瓶底没有了，就两支笔尖对在一起，挤压笔囊匀出墨水，凑合用着写完作业。
  夏天桑葚成熟，找来吊盐水瓶，摘一些紫桑葚泡进凉白开里，或是在凉白开里从瓶口兑进几分钱买来的糖精，简简单单，喝起来却酸甜有味得很。
  那时小学没有英语，学生的课业不繁重，课堂作业大多在校内完成，放学之后没有刷题的压力。我们回到家中先要帮家里干活，割草、喂牲口、做家务，农活忙完，才约上伙伴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儿。有时在月亮地里玩到很晚才回家。
  油坊小学最兴盛的时候，在校生有五百多人，校园里书声琅琅，人声熙攘。我在这里读完小学，多年以后，中专毕业，又回到这里教书，又度过一段难忘的从教时光。
  可能在2018年前后吧，受乡村生源减少和地理偏僻等的影响，油坊小学随着教育布局被调整撤并。古今楼房和砖墙的校舍还在，办公室一侧走廊上那只老旧的锈迹斑斑的长铁铃还在，像是一种标志，一段岁月，一段久远的记忆长挂在那里，只是再也不见当年的师生。往日热热闹闹的校园，古今只剩下一片沉寂，一片荒凉。 
  如今回乡，偶尔路过学校大门，隔着铁门望向院内熟悉的屋舍，儿时读书时的一幕幕、后来在此教书时的过往，以及读书时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同学们嬉笑打闹时的场景，一一涌上心头。大雁南飞尚有归期，可我们在这里读书的旧时光连同我教书时的青春岁月，却再也回不来了。